建議修法也罷，呼籲公安部門發力也罷，對阻止醫院暴力事件都非長久之計。因此，在強化政府責任的同時，必須檢討我們的社會安保系統。
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
雖然沒有翔實的數據統計，但不斷發生的傷醫事件，確實讓人感到醫生正在成為一個高危職業。最新的例證是，在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，嫌疑人張某持刀砍傷3位醫護人員，並打傷一名保安。
對傷人者追究刑事責任，是法治的應有之義，但事後的正義救贖無法滿足人們對醫生職業安全保障的訴求。以往的案例更多是由於醫患矛盾，似乎從根源上緩解了醫患矛盾，就有望避免傷醫事件的發生。但這次不同，嫌疑人住院期間沒與醫護人員發生任何衝突或表示過任何不滿，“毫無徵兆的襲擊”令人震驚，更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們的社會安保系統。
任何社會，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安全威脅，政府的重要職責便是為納稅人提供系統化的安全保障，警察無疑是承載這一職能的核心部門。正因此，每有傷醫事件發生，人們總會首先想到加強警力，一些地方也確實採取了警察進駐醫院的做法。在全國兩會上，還有醫療界專家提出防止暴力傷醫“緊急提案”，建議修改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，將醫療機構明確列入公共場所範疇，其目的依然是強化公安機關對傷醫行為的打擊與處罰。
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確實沒有明確將醫院列為公共場所，這可能在妨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處罰中會有所不同，但我以為修法對遏制傷醫案發生、保障醫生職業安全沒有太大意義。其原因是，傷醫行為仍是人身傷害，按照“毆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”行為進行處罰即可，嚴重者可追究刑事責任。因此，建議修法也罷，呼籲公安部門發力也罷，對阻止醫院暴力事件都非長久之計。
社會安全是綜合性系統，尤其在社會日益複雜化的今天，社會安保更是一個龐大工程，警力不可能滲入每個角落予以“在場監督”。警察進駐醫院，進駐幼兒園，進駐商場，只要哪裡不安全，哪裡就應當有警察的身影，這在理論上沒有問題；但如此一來，對警察的需求可能是無止境的，別說現在警力有限無法實現，就算實現了，最終我們可能要回到“警察國家”的時代。
因此，在強化政府責任的同時，必須檢討我們的社會安保系統。不同場所、不同領域、不同單位，應有分層級的安保力量和應急措施。比如，單位的保安配備、社區的群防組織等，與周邊警力形成合理的力量結構和銜接處置機制，以形成安保上的合力。但目前的社會安保遠未形成系統化配置，碎片化的格局難以應對社會上的各種安全漏洞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將所有的安全職責壓在公安身上，結果只能是警察力有不逮、疲於應急。 （原標題：減少傷醫案不能只依賴警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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