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議修法也罷,呼籲公安部門發力也罷,對阻止醫院暴力事件都非長久之計。因此,在強化政府責任的同時,必須檢討我們的社會安保系統。
  本報特約評論員傅達林
  雖然沒有翔實的數據統計,但不斷發生的傷醫事件,確實讓人感到醫生正在成為一個高危職業。最新的例證是,在上海市第五人民醫院,嫌疑人張某持刀砍傷3位醫護人員,並打傷一名保安。
  對傷人者追究刑事責任,是法治的應有之義,但事後的正義救贖無法滿足人們對醫生職業安全保障的訴求。以往的案例更多是由於醫患矛盾,似乎從根源上緩解了醫患矛盾,就有望避免傷醫事件的發生。但這次不同,嫌疑人住院期間沒與醫護人員發生任何衝突或表示過任何不滿,“毫無徵兆的襲擊”令人震驚,更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們的社會安保系統。
  任何社會,都存在各種各樣的安全威脅,政府的重要職責便是為納稅人提供系統化的安全保障,警察無疑是承載這一職能的核心部門。正因此,每有傷醫事件發生,人們總會首先想到加強警力,一些地方也確實採取了警察進駐醫院的做法。在全國兩會上,還有醫療界專家提出防止暴力傷醫“緊急提案”,建議修改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,將醫療機構明確列入公共場所範疇,其目的依然是強化公安機關對傷醫行為的打擊與處罰。
  《治安管理處罰法》確實沒有明確將醫院列為公共場所,這可能在妨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處罰中會有所不同,但我以為修法對遏制傷醫案發生、保障醫生職業安全沒有太大意義。其原因是,傷醫行為仍是人身傷害,按照“毆打他人的,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”行為進行處罰即可,嚴重者可追究刑事責任。因此,建議修法也罷,呼籲公安部門發力也罷,對阻止醫院暴力事件都非長久之計。
  社會安全是綜合性系統,尤其在社會日益複雜化的今天,社會安保更是一個龐大工程,警力不可能滲入每個角落予以“在場監督”。警察進駐醫院,進駐幼兒園,進駐商場,只要哪裡不安全,哪裡就應當有警察的身影,這在理論上沒有問題;但如此一來,對警察的需求可能是無止境的,別說現在警力有限無法實現,就算實現了,最終我們可能要回到“警察國家”的時代。
  因此,在強化政府責任的同時,必須檢討我們的社會安保系統。不同場所、不同領域、不同單位,應有分層級的安保力量和應急措施。比如,單位的保安配備、社區的群防組織等,與周邊警力形成合理的力量結構和銜接處置機制,以形成安保上的合力。但目前的社會安保遠未形成系統化配置,碎片化的格局難以應對社會上的各種安全漏洞。在這種情況下,將所有的安全職責壓在公安身上,結果只能是警察力有不逮、疲於應急。  (原標題:減少傷醫案不能只依賴警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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